王孟英,名士雄,字孟英,号梦隐,别号半痴山人,晚号随息居士,浙江海宁人,后迁居杭州,生于嘉庆十三年(1808年),卒于同治七年(1868年)。他生活的年代,正值晚清内忧外患之际——太平天国战火波及江浙,疫病随兵燹而流行,民不聊生。王孟英的一生,几乎都在疫病流行区度过,是温病四大家中临床环境最艰苦、救治任务最沉重的一位。
到王孟英手里,温病学已经积了近百年的家底。叶天士的《温热论》、薛雪的《湿热病篇》、吴鞠通的《温病条辨》,加上各家论疫的文字,精彩是精彩,却散在各处。书越多,初学者越容易迷路。他做的正是收拾摊子的事:把两千年间关于温病的话汇到一处,逐句比勘,该表彰的表彰,该驳的驳,最终编成一部《温热经纬》。
王孟英出身海宁的读书人家,祖上几代都通医。曾祖王学权精研医学,留下一部《重庆堂随笔》,论医多有见地,这部书稿后来由王孟英整理刊行。家学的底子在那里,但他的少年时代并不好过——十四岁那年父亲病故,家道中落,日子一下紧了起来。
他没有别的出路,只能一边做工谋生,一边夜里读书。医书是父亲留下的,读它们,既是完成父亲生前的心愿,也是唯一的翻身之路。这样苦读十年,凭着一股拗劲自学成材。后来他在杭州一带行医,医名渐起,人们评价他看病的特点是"轻药屡愈重病"——用很轻的药,治很重的病。
行医之外,他一生都在动乱里辗转。太平军入浙,他避走上海、杭州之间,居无定所,诊务却从未停过。他两次亲历霍乱大疫,见过"沿门阖户,死者相枕"的景象。这些经历后来都变成了书——温病学的两部重要文献,一部在乱世里编成,一部在疫区里写成。
咸丰二年(1852年),王孟英辑成《温热经纬》。这部书的编法很有讲究:先列《内经》中论温热的经文,作为"经";再列张仲景书中涉及伏气温病的内容;然后才是各家之论——叶天士的《温热论》《三时伏气外感篇》、薛雪的《湿热病篇》、陈平伯的《外感温病篇》、余师愚的《疫病篇》,一一收进来作为"纬"。每一段原文之后,附历代注家和自己的按语。他的原话是:
"以轩岐仲景之文为经,叶薛诸家之辨为纬。"——王孟英《温热经纬》凡例
"经纬"两个字,既是编排方式,也是他的态度:经典提供理,诸家提供法,他要做的是把两者对上号。按语部分尤其见功力,他评价前人并不护短——说对了的,讲清好在哪儿;说错了的,直说错在哪儿,包括叶天士、吴鞠通这样的大名家也不例外。这种不偏不倚的评注,让《温热经纬》在刊行后风行海内。近代中医学校兴起,它被列为温病学的基本教材,与叶、薛、吴三家的原著一同讲授,这个地位一直延续到今天。
王孟英对霍乱的研究,是他在医学史上另一处不可忽视的印记。道光十八年(1838年),江浙霍乱流行,他写下《霍乱论》救急。二十多年后战乱再起,疫势更烈,他又在同治元年(1862年)重订此书,题为《随息居重订霍乱论》。
这本书最要紧的贡献,是把霍乱分清了两种。一种是来势凶险、吐泻交作、转筋剧烈的,多因秽浊疫气、暑湿热毒而起,当以清热化浊为法——他称之时疫霍乱;另一种多由饮食生冷、脾胃阳伤所致,吐泻虽急而不至于暴脱,当以温中散寒为法——属寻常吐泻。当时不少医者把两者混作一谈,或一律温补,或一律寒凉,往往误人性命。他把病因、证候、脉象、方药逐项分清,等于给这个病立了规矩。
更难得的是他的防疫意识。他指出时疫霍乱与水源污染、饮食不洁关系极大,主张把好水这一关、慎入口之食。细菌学说传入中国还要过几十年,他靠观察已经摸到了门道。书中留下的蚕矢汤、连朴饮等方,至今中医治疗吐泻类疾病仍在用。
王孟英的医案数量惊人,后人辑为《王氏医案》。读他的方子,最直接的感受是"轻":药味不多,分量不重,很少见峻烈攻伐之品。但轻不等于软——他治湿热痰浊内蕴之证最有办法,认为江南人多湿多痰,滥投峻补只会把邪气关在体内,所以宁可用轻清的药一层层把它们化开。
他的医案还有一个特点:记录详细。病人的身份、发病的季节、用药后的反应、最后怎么了局,都写得清清楚楚。这些文字在当时是医学,在今天成了史料——研究晚清江浙疫病流行的学者,至今仍要翻他的书。
同治七年,王孟英在长期奔波与操劳之后去世,终年六十一岁。他这一生没赶上太平日子:少年贫寒,中年离乱,晚年流寓。可他留下的三样东西——《温热经纬》《霍乱论》《王氏医案》——分量都不轻,一部是学派的总结,一部是专病的标准,一部是临床的实录。
温病四大家的分工,到这里也就齐了。叶天士开山,立下卫气营血的纲;薛雪补缺,把湿热一支做透;吴鞠通定型,搭起三焦的骨架和方剂的谱系;王孟英集成,把诸家之说收在一处,编成后来者入门的书。四代人接力近两百年,把一门原本附在伤寒之下的学问,做成了独立的一科。今天中医院校讲温病,主干还是这四家的著作——所谓集大成,说的正是这个意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