吴鞠通,名瑭,字鞠通,江苏淮阴人,生于乾隆二十三年(1758年),卒于道光十六年(1836年)。在温病四大家里,他站的位置有些特别:叶天士立了纲,薛雪把湿热一支做深,轮到吴鞠通,他做的是收拢和搭建——把散落在医案、医话中的温病经验编成一部有纲有目的书,让温病学从此有了能与《伤寒论》并列的门面。
这部书就是《温病条辨》。他写它用了十几年,写完之后又压了十几年才敢刻印。一个医家肯为一本书较这么久的劲,多少能看出他学医的起点。
吴鞠通早年读书应举,走的是当时读书人最正的路。十九岁那年,父亲病了一年多,终究还是去世了。医书翻遍,方子找尽,人没留住。他在《温病条辨》自序里写下这几句:"瑭十九岁时,父病年余,至于不起。瑭愧恨难名,哀痛欲绝,以为父病不知医,尚复何颜立天地间。"
他从此放下科举,改攻医学。此后数年,从《内经》《伤寒论》一路读到金元四大家,无所不窥。读得越深,心里越有一个结:书上的伤寒方,用来治温热类的病,常常对不上——按伤寒的辨法去辨温热,怎么辨怎么别扭。这个疑团压在心里十几年,直到一场大疫替他解开了。
乾隆五十八年(1793年)夏,北京城暴发大疫。那年他三十六岁,正在北京以校书为业。当时的医界治疫,路子很乱:有人死守伤寒成法,不分温病就投辛温发汗;有人一见高热,索性大剂寒凉往下压。两条路都死人。
吴鞠通按照叶天士的温病理路,看证下药,救活的人不少,医名由此传开。这场疫病对他的意义,不只是成名,更像一次硬碰硬的检验:伤寒与温病到底该不该分立门户,他亲眼见了答案。
疫后,他开始系统整理温病学说。嘉庆三年(1798年),《温病条辨》成书;又过了十五年,到嘉庆十八年(1813年)才正式刊行。他在序中直言,此书是为"治温病必与伤寒辨"而作。旁人写书求快,他却一拖再拖,反复改订,连刊印都请友人汪廷珍审过一遍才放心。
叶天士的卫气营血辨证,说的是病邪由浅入深的层次;吴鞠通补上的,是另一个维度——由上而下的部位。他把人体划作上、中、下三焦:上焦主心肺,中焦主脾胃,下焦主肝肾。温病初起,邪在上焦手太阴肺,发热、微恶风寒、咳嗽;不解则传中焦,高热、面赤、便秘;再不解,深入下焦,肝肾之阴被灼,低热颧红、手足蠕动、神倦脉虚。
三焦辨证的价值,不只在"在哪儿",还在"怎么下手"。他有一段话把三焦用药的轻重讲得极透:
"治上焦如羽,非轻不举;治中焦如衡,非平不安;治下焦如权,非重不沉。"——吴鞠通《温病条辨》
上焦病位浅,药要轻清宣透,像羽毛一样飘得起来;中焦是升降之枢,用药宜平和斡旋,像秤杆一样求个平衡;下焦病深阴伤,得用重镇的药去滋填,像秤砣一样沉得下去。三层轻重不同,方向不同,这条脉络一旦立起来,温病的辨治就有了纵横两套坐标——卫气营血定深浅,三焦定部位与阶段。
要说清楚的是,"三焦"这个框架并非吴鞠通凭空造出。《内经》已有三焦之说,叶天士医案里也出现"邪留三焦"的讲法,只是都没成体系。吴鞠通做的是把这条散落的线索捡起来,理顺、编全,让它成了一部书的纲。
《温病条辨》之所以能成为教材,一半靠纲,一半靠方。书中的方剂不是零散凑数,而是一路排下来,从初起到垂危各有对应。
病刚开始,邪在肺卫,用银翘散、桑菊饮,辛凉透表。这两首方子后来成了治风热感冒最常用的底方,以此开发的中成药满街都是。邪入气分、高热烦渴,用白虎汤清气(此方承自张仲景,吴鞠通给它安上了温病的位置)。热陷心包、神昏谵语,用安宫牛黄丸,凉开一法从此有了代表方,至今仍是急危重症的常用药。湿温留连中焦,有三仁汤;热入营分,有清营汤;病至后期,阴液亏耗,有加减复脉汤;虚风内动,有大小定风珠。一册书翻下来,等于把温病全程的用方谱系过了一遍。
理、法、方、药连成一条线,是《温病条辨》最实在的贡献。清代以后学温病的人,多半是从这本书入的门。
吴鞠通行医有一个特点:名气越大,出手越谨慎。后人评他"不轻以医名于世",意思是并不热衷于靠医名换取什么。晚年他写下《医医病书》,专挑医界的毛病——轻率用药、不求病机、跟着感觉走,他一样一样列出来批。书名里的"医医",是说医者先要治自己身上的"病",才有资格治别人的病。
道光十六年,吴鞠通去世,享年七十九岁。回头看,他在四大家里的角色很明确:叶天士给温病学注入了灵魂,薛雪补上了缺口,而吴鞠通给它搭了骨架——辨证的骨架、方剂的骨架、教学的骨架。一门学问要真正立得住,这三样缺一不可。